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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胜:"先富”与“共富”的辩证法

2014-11-27 来源:在经济日报社“邓小平经

    先富共富思想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充满着辩证法。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价值越显重要,并越发显示出小平同志在把握中国发展大局上的高瞻远瞩。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分配领域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现象严重,这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打破大锅饭,选择何种分配方式,是体制改革所不可避免要回答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比如,邓小平1985年10月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和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实现中国版“增长梦”、“财富梦”的必然选择。因为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差异明显,不同人群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工作投入程度差别也很大,如果强调同步富裕,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这不是社会主义。让那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有更大的平台,更多的政策支持,先富裕起来,对于整个社会的财富涌现,具有非常强的激励效应。我国近30多年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先富政策及其导致积极性、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迸发,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先富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先富的目的是要以点带面,使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逐渐富裕起来,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两极分化,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对此,邓小平一开始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他对于共同富裕有着更多更明确的强调。比如,1985年3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上,他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但现实并没有完全按照设计好的路径前进,即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确实先富裕起来了,但离共同富裕似乎越来越远。对此,邓小平对如何共富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切,甚至忧虑。1993年9月,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引致的问题再次印证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虽然数据不完全一致,但多数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财富差距更大,处在警戒线边缘,是人们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已影响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贫富差距大也许是个新常态,短期内难于根本改变,但如果没有共同富裕,先富的成果将难于得到根本保障。因此,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处理好先富共富的关系,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先富本质上是要激发效率,要让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活力得到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共富本质上是要追求公平,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显然,就这个意义上说,先富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共富的道路更加遥远。因此,我们要继续和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要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使这些要素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从而使经济有比较好的增长,人均收入有比较快的增加。事实上,继续把蛋糕做大,也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但增长的好处并不会自动地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若要实现共富,必须主动积极地采取措施,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限制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因而从经济上消除了任何人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其他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行为,从而在源头上限制了两极分化的产生。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二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一度存在着工资侵蚀利润的倾向,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又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也是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说,不仅再分配要注意公平,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
   三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共富的表现之一是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即“两头小,中间大“,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比例都比较小,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比较大。为此,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群多交点税收,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和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低收入人群能够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果实。
  总之,先富共富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富有哲理。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多年我们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推动更多的人创造更多财富,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则应该更有智慧践行“共富”的理念,以更好地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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