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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收入差距还会高位徘徊

2014-12-05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中国迟早会进入高收入国家,关键是时间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实1111日在“鸿儒论道”的演讲中表示,如果现在到2020年之前,我们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我们的人均GDP2019年就可以达到1.2万美元。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率降到6%,到2020年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他认为,不管怎么说,如果保持相对高的增长率,5-10年的时间里,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但未来5-10年会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很容易能够实现的。

以下是澎湃新闻整理的演讲摘录:

如何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不公,使得中国能够顺利地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5-10年中国或成为高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也就是说低收入国家一般来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大概在1000-12000美元左右的区间,如果超过12000美元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根据人均GDP折算成美元以后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相当于6800美元左右的水平,离12000美元还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看上去并不是很长,如果顺利一点,可能在几年内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不顺利可能会拖延很长时间。所以首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确实能够消除一个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些制度障碍,特别是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说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念,我也同意。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可能出现经济停滞的情况,既使是低收入的国家,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讨论的贫困陷阱,实际上是指一些低收入国家长期的经济停滞不前。当然中等收入国家处在长期经济停滞的案例会更多一些,所以大家把它归结为中等收入陷阱。

许多案例表明,确实有一些国家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几乎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巴西从1980年到200020年的期间内,年均增长率0.4%,阿根廷更低大概是0.2%,墨西哥大概是0.7%,年均增长率都是低于1%的情况,南非不仅没有增长,还是负增长,为-0.8%。这些国家1980年代初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经过了20年还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大概6800美元,未来几年,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取决于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我做了两个预测,第一个预测,现在到2020年,我们保持人均GDP年均7%的增长率,那么我们的人均GDP2019年就可以达到1.2万美元。第二个预测,即使我们把人均GDP增长率降到6%,到2020年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可能大家会说是不是高估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讲的以美元核算的人均GDP都是名义,这里头除了要考虑经济增长率之外,还有汇率变动。我们知道人民币在未来几年当中还是处在升值状态,如果每年有2%的升值率,原来7%的增长就变成了9%的增长。另外中国还会有通货膨胀,如果每年有3%的通货膨胀率,这样9%又变成了12%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人均GDP6年内基本上可以做到翻一番。当然,也许到那个时候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也变了,变成人均GDP1.5万美元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保持相对高的增长率,5-10年的时间里,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未来5-10年会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很容易能够实现的。从这意义上,我们要看一看未来经济增长中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决定因素

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或者是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风险,一般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这是大家公认的问题。第二是缺乏创新能力,当一个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时候,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过剩劳动力的使用以及资源消耗,一个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仅仅靠生产要素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个就是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如果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是不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虽然这里头的因果关系要细致分析,但这种相关性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收入分配差距或者财富分配差距,确实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国际的一些经验显示,过大财富分配差距会显著地增加一个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另外一个经验研究表明,长期来看过大财富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是斯坦福大学Scott Rozelle教授做的相关研究,把1980年代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做了一个整理,整理以后发现确实收入差距和一个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机会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他把这些国家分为两组,一组后来成为高收入国家,另一组现在仍是中等收入国家。第一组国家和地区当初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小。平均值基尼系数大概0.33,没有超过0.4的。这些国家后来都成为了高收入国家。第二组国家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已经20年甚至30年了。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大概是0.47,有的很高,比如巴西曾经达到了0.6左右,最低的是0.41。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我不能说0.4是一个临界点,但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显著差异性,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当时的基尼系数是比较小的,而那些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国家,当时收入差距比较大。这种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过大的收入差距阻碍着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

过大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阻碍经济增长?首先是会对消费产生影响,会造成消费需求不足,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低于低收入人群,也就是说,当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而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有会带来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也会拖累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另外,会导致民粹主义政策。为什么这样讲?对中国来说,可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民主治理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不同的情况。

两年前去蒙古开学术讨论会,到了乌兰巴托会感觉到那个城市发展得很快,车很多,交通拥挤不堪。机场到宾馆5公里的路大概走了1个半小时,车几乎是开不动的,路上的车都是好车,好多高档越野车,在北京都看不到的那种豪华车。但是城市建设很差,乌兰巴托好像只有两条主要街道,下雨后,街道上到处都是水,车也开不起来。当时问一位蒙古教授,为什么乌兰巴托不多搞一点城市建设?他们说政府没有动力,没有这种愿望去搞基础建设。因为他们竞选的时候就跟选民承诺,上台发红包。确实,一个政党上台之后立马兑现,给老百姓发红包,但是却没有能力去搞基础建设。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受到民粹主义情绪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的基本要求,必须要做出选择,出台一些政策都去解决当前的问题,就会忽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需要。

另外过大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动乱。去过巴西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去年去了巴西,我说想去看看贫民窟,问当地接待的单位能不能安排。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教授说,我们都不能去贫民窟,不敢去,巴西的贫民窟分成两种,一种是被解放的贫民窟,一种是没有被解放的贫民窟。解放的贫民窟就是政府和贫民窟里头的黑社会已经谈妥了,可以维持秩序,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没有解放的就是警察都进不去的,生人更不能进去。到巴西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过大的收入差距,大量的失业人口,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大量文献表明,一个国家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政府的频繁更替,会带来很大社会矛盾,会带来社会动乱,这些都会影响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大家都关心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这里我讲五点,一个是中国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财富分配不公,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而且还在不断恶化。第三,我们现在收入分配确实面临一些改革的难点。第四如何选择收入分配的短期政策。第五对收入分配变动的未来趋势判断。

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基尼系数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1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比较小的,大概是0.15左右。如果看国际文献,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会小于0.15,基本上都是超过0.2的。随着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官方的估计,现在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大概是0.33-0.35

这样一个收入差距要比30年前大得多,但是这样的收入差距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估。为什么会低估?我们所做的收入差距估计,是建立在住户调查基础上的。做住户调查时,高收入人群愿意接受调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般都不太愿意接受调查。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统计局要做一个住户调查,老百姓都是争着抢着要参加调查,现在有一些有钱人是特别不愿意接受调查的。这种情况下,调查样本当中没有包含足够的高收入人群,估计出来的差距肯定是偏低的。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分析,如果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就不是0.35了,会超过0.4

看一下农村内部的,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和城市的差不多,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要比城镇的大一些。农村内部区域间的收入差别导致了整体上的差异性。现在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大概是0.4左右,当然它也有低估的问题,但是低估的程度没有城市那么严重。

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代初是0.3左右,根据官方统计,大概2009年达到一个最大值0.49,接近0.5。最近两年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基尼系数稍微有所下降,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现在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大概是0.473的水平。虽然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有低估的问题,而接近0.5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为什么一些估计结果会有一些偏差?因为基尼系数估计一是取决样本选择,二是取决于收入的定义。比如说在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定义没有包含一些实物性收入。比如说单位发放一些实物,或者是购物卡、购物券,过年过节发的一些礼品、食品等等。更重要的一块是自有住房估算的租金,也就是说住自己的房子,可以从中得到消费效用。换句话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如果不是我住,而是在市场上出租,可能会得到1万块钱的租金,这个是我的收入;如果不租自己住的话,等于我消费了1万块钱,也相当于获得了1万块钱收入。可是,在官方的住户收入统计中没有包括自有住房估算的租金。国际上通用的收入定义包括了自有住房估算的租金,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按照国际的住户收入定义。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当时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会变得如此严重,把相关的数据做了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在过去十年当中,由于房价的增长,由于各种各样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出现了财富集聚和积累的过程,大家的财富都在成倍增加。我们算了2002-2010年的私人财富,包括房产、土地等财富,在城市,过去大约10年的人均财富年均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剔除物价以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22%,这意味着什么?4年的时间翻一番,8年的时间翻两番,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也就是说个人财富的积累速度是非常快的。农村的相对来说积累得要慢一些,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全国水平大概是20%

在城镇财产份额最低的10%人群,2002年的时候所占有的财产份额不到1%,到了2010年这个份额还不到0.1%了。最高的10%人群,2002年的时候所占有的财产份额是32%,但到了2010年他们的财产份额上升了55%。农村最高的10%的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62%。如果看全国最高的10%人群,其占有的财产份额从2002年的39%提高到2010年的64%。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算出来了美国、英国、法国十等分组财产差距的图表,基本上中国人现在的财产差距和美国差不多,特别是最高的10%人群所占的财产份额和美国差不多,印象中美国是65%,我们现在是64%。(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报告指出:2013年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占有60.6%的资产,同2011年相比下降了3.3%,基尼系数由0.761下降到0.717。这一数据总体表明近两年来中国家庭资产差距有所下降。)

基尼系数能更加全面地衡量一个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对于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2002年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是0.54,到了2010年上升到0.748年的时间基尼系数上升了20个百分点。这20个百分点在西方国家来说可能要经过50-100年的时间才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20年就实现了。城镇内部从0.45上升到0.63,农村从0.45上升到0.71,基尼系数变动非常大。我现在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财产差距急剧扩大,反过来会影响到收入差距。本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能调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但由于财产差距介入以后使得这种政策就变得更加困难。

除了我们看到了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样收入分配领域当中,财富分配领域当中又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我把它认为财富分配不公是处在不断恶化的状态。分配不公往往是带有非常强的价值判断,都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分配结果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改正的,所以把它称之为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分成三方面,第一个是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第二是垄断与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第三,在市场领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的问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国家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再分配效应的问题,应该说我们这几年政府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收入再分配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再分配政策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估计,利用2007年的数据估计,政府各种各样的再分配政策,低保、税收、社会保障等各种各样的政策到底对收入差距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估计的结果大概是12%左右,也就是说基尼系数由于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12%,但是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这样的一个降幅是比较低的,比较小的。为什么?看一下OECD的一些国家,当然他们的发展水平会高一些,不管怎么说这些国家有比较完备的社会再分配政策。OECD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40%,我们是10%几,存在很大差距。意味着我们的再分配政策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收入再分配的新的政策手段,也可以通过加大调整力度,能够使再分配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的问题

去年三部委发布了一个收入分配制度的若干建议,提出了30几条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手段。归纳起来无非就这几种——第一如何抑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机制,主要的调节机制是提低、扩中、调高。这三方面,一个是低收入人群太低了,或者是高收入人群太高了,或者是中间收入人群太少了,我们通过这一部分的政策来解决,但是这一政策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关于提低这一块,对于低工资人群来说,他们的工资是需要提高的,但也不能无限制的提高,一定要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已经到了一个阶段,进一步的工资增长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劳动成本,会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会影响到企业的效率等等。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中,过快提高低工资人群的工资的可能性不大。

扩中这一块,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应扩大中产阶级,通过中产阶级来稳定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知道扩大中产阶级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产阶级扩张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在经济结构当中要有高端的服务业,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初中毕业生将来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社会中高等教育人群繁荣比例需要达到50%以上,我们劳动力结构当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还不到15%,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

第三调高。我们缺少有力的手段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交税的人基本上是工薪阶层,那些高收入人群基本上不交税或少交税,对此我们没有有效的调节手段。

另外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要打破垄断,改革公共财政制度,限制政府权力。通过消除垄断,缩小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工资差别,通过改革公共财政制度使得更多的支出偏向于民生和低收入人群。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杜绝腐败,消除非法收入。这应该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措施。

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步伐

作为学者,我们一定要大力推进收入分配的改革步伐。有几方面的想法,第一在提低方面的政策应该多样化,政策力度需要加强。比如低保政策,城市会相对好一些,农村很多地方低保没有做到“应保尽保”。现在大约5000多万农民享受低保,但低保水平普遍偏低。一些地方的低保标准是依据旧贫困线, 大约每月100块钱的贫困标准来识别所谓贫困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低保家庭每人每月只拿五六十块钱。即使五六十块钱也不能长期拿下去,因为名额少,今年这5个人吃低保,明年另外5个人吃低保。这说明低保覆盖面还存在问题,没有达到全覆盖。另外低保的支持力度还是有限的,包括惠农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推了好多年,但实际推进当中还是很难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别太大了。从这意义上来说,提低有很大空间,有很多事可以做。

在税收上应该要有所调整。一方面要减税。中国的税收结构以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直接税比例偏低,而间接税比例偏高,而间接税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只会扩大收入差距,不会缩小收入差距,只有累进的直接税才会缩小收入差距。从这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通过这样的办法调节收入分配。所以我们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需要降低,另外增加直接税,直接税一个是个人收入所得税,也需要进行调整,再有房产税、遗产税要加快推行,更重要的是要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保证高收入人群要合理纳税。

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进一步倾斜,特别是增加教育和医疗的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投入。我们在做新一轮住户调查的时候,到一些农村看一看,确实很多贫困地区村子里好多人都跑出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还有很多都是病人,残疾人。虽然有医保,医保有一定的报销比例,但很多人连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都负担不起。这种情况下医疗救助、医保投入等方面还有很多的缺陷。另外要增加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儿童补贴这一块,在很多国家儿童补贴应该是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于儿童本身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和能力的提高都有非常大作用,但是我们国家这一块是缺失的。另外对于社会财政保障要加大支持力度。

还要加大反腐力度,这方面我们要建立财产公布制度,我认为财产公布制度要比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更加有效。另外进一步限制公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建立官员的收入和财产的监测机制。最后通过民主化的进程,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

对未来几年当中,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如何判断?我认为收入差距可能还会处在一个高位徘徊状态。所谓高位徘徊,不会出现一个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在0.45-0.50之间波动。当然政策相对有效的时候收入差距可能会往下走一下,政策无效的时候收入差距会扩大。通过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消除公众对我们分配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更为重要的。未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有可能会缩小,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再分配政策力度到什么程度。就像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说我们肯定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多长时间。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总之,为了中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一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消除分配不公,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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