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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胜:创新仅强调教育还不够

2015-10-18 来源:未知

创新是个永恒的话题,但在当下,创新显得尤其紧迫,因为我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经济增长要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但事情往往又不如人所愿,虽然我国的各种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总的来说,创新不足,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还比较低,与国家的需求仍有很大距离。

创新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教育

决定创新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社会制度、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企业成熟度等都会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其中,人力资本在我国是最受关注的维度。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今年更是达到了749万。但这似乎并没有带来创新的明显增加,相反,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于媒体。2009年钱学森先生去世时所引发的“钱学森之问”,更是将高等教育问题引爆成全民关注的问题,对教育的负面评价充斥于各种媒体。2013年郑也夫先生出版了《吾国教育病理》,其开篇就写到:“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是愤懑,一个超龄愤青的双重愤懑之情。愤懑之一是对中国教育走到这步天地,搞成这副模样;之二是目睹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之弱智。”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都把创新不足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

客观地说,我国的教育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如果把创新不足简单地归因于教育,可能于事并无大补。教育系统负责的是人力资本的生产,人力资本质量高低当然会影响创新的程度。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人力资本还有个配置环节,如果配置不合理,即使人力资本生产是高质量的,其对创新的作用也会是有限的。

我国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

我们可将人力资本所要配置的领域分为两个个部门,一个是生产部门,一个是非生产部门。根据凯文﹒墨菲等人的研究,当优秀的人力资本更多地配置在生产部门时,将有更多的创新和更快的经济增长,反之,当优秀的人力资本更多地配置在非生产部门时,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表现会更差。这是因为这两个部门的运行方式和激励机制等不太一样。在生产性部门,通行的行为准则是求异存同,收入与自己创造的效益高度相关。而在非生产性部门,比如党政机关,通行的行为准则是求同存异,收入更多地是与职位相联。我国的情况比两部门复杂些,主要是生产性部门可进一步分为垄断性生产部门和非垄断性生产部门,垄断性部门特别是行政性垄断性部门,带有一定的非生产部门性质,比如有行政级别等。如果我们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更多地配置在非生产性部门和垄断性生产部门,则其创新动力和创新行为就会大打折扣,从而创新不足。事实正是如此。一个证据是,在这三个部门中,非生产性部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占比最高,垄断性生产部门次之,竞争性生产部门最低。

因此,我国创新不足的原因,既可能是人力资本生产质量不高的结果,也可能是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的结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后者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实际上,人力资本的形成,既来自于教育,也来自于干中学,而且在知识折旧越来越快的今天,干中学越来越重要。如果有好的激励,比如在竞争性生产部门中,劳动者收益与其贡献紧密挂钩,那么,即使起始的人力资本质量不是很高,其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也会得到足够的激发。
为什么我国人力资本的配置会更高比例集中在非生产部门和垄断性生产部门?这是因为在这些部门工作能得到更高的回报。这种回报,既有经济的,也有非经济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形的。各种回报类似于市场价格,非生产性部门和垄断性生产部门的回报高,自然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力资本。本世纪初以来,报考公务员(课程)的人数连年攀升,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公务员对很多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而这种回报差异的背后,则反映出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政府部门作为非生产性部门,之所以受到优质人力资本的青睐,是因为我国政府是重要的资源配置主题体,这为相关人员寻租甚至设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历史上的创新不足问题

实际上,人力资本配置偏差及其背后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可以比较好地解释我国当前的创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解释历史上的创新不足问题。比如“李约瑟之谜”和“费正清之惑”。“李约瑟之谜”讲的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但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费正清之惑”讲的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由于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创新的结果,商业阶级类似于企业家阶层,而企业家的重要使命是创新,因此,这两位先生的问题,与钱学森先生的问题,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蔡昉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中国在之所以在历史上未能形成打破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将其转化为科技创新,从而错失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机制出现了偏差。这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在我看来,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一直存在,而且很强,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是。但这种激励,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科举中举者,绝大部分去了非生产部门,很少去生产部门。即使去了生产部门,甚至还有所成,也会想尽办法往权力中心或权力部门靠近。这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因为政府一直都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没有政府背景,工业或商业将难于做大做稳。

创新的爆发式涌现,需要有诸多条件支撑。就人力资本条件来讲,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更具创新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点已经有共识了。但对于人力资本的偏差性配置,则很少有人认识到。仅强调教育的问题,而看不见人力资本配置的问题,解决不了创新不足问题,而且对教育也不公平。我们已经积累起了巨量的人力资本,光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就超过了6000万人,这是创新的宝贵资源。但前提是,他们的配置需要优化,需要有更多的大学生到竞争性生产部门就业。这又要求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要让竞争性生产部门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使那些在竞争性生产部门就业的人力资本有更好的回报。实际上,那些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无一不是教育比较发达,市场比较健全,竞争性生产部门处于主流地位。


来 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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