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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早知道]学术关键词——《赖德胜文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序

2016-01-09 来源:未知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丁丁教授在《读书》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经济学关键词的文章,影响甚广。受其启发,我后来写了篇名为《经济学家的关键词》的文章,认为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有与其几乎可以划等号的关键词,比如,在国际上,舒尔茨与人力资本、科斯与交易成本、刘易斯与二元经济等,在国内,吴敬琏与市场经济、厉以宁与股份制、赵人伟与收入分配等。该文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2期上,后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有网友留言问我的学术关键词是什么,我当时未做回应。是啊,这还真是个问题。我自198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档案关系一直未离开新街口外大街19号,至今已31年。期间学习研究未有中断,也算是个勤奋之人,做了不少课题,写了不少著作,发了不少文章,但要概括出自己的学术关键词,确实不是件容易之事。趁这次要出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研究历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总结出下面几个方面,算是自己的学术关键词,并将所选论文分门别类,归入其中,是否妥当,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收入分配

90年代,我着力最多的研究方向是收入分配,这与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密切相关。1988年我本科毕业,考入师大经济系(即现在的经管学院),师从朱元珍教授。他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劳动经济学专家,有一天让我去查找“倒U型假设”是什么意思。那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阅读纸质版资料。我在国家图书馆花了一整天时间,找到“倒U型假设”来自西蒙·库兹涅茨教授195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情是何等快乐。后来在阅读其他文献的基础上,写就了《库兹涅茨收入不公平理论述评》一文,发表在《经济学动态》1991年第4期上,这也可以算作是我的第一篇论文。正是当时聚焦于跟“倒U型假设”相关的文献,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也就定为《论二元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变动》,收入于本文集的《二元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就是基于硕士论文而写成的。

1991年硕士毕业留校后,我继续着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而且兴趣与日俱增。先后组织翻译了由阿西马科普洛斯主编的《收入分配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和组织撰写了《中国个人收入分配论纲》(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并于1993年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正是有这些铺垫,1994年顺利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这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受益至今。由于赵老师当时正在主持第二轮的CHIPs查,我参与了部分工作,经此与国内外收入分配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起了个人联系,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以“教育与收入分配”为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存在多年的“脑体倒挂”现象仍比较严重,特别是对该现象缺少比较深入而且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师大工作,对“教育”这两个字有深厚感情。本文集所收入的两篇文章《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是基于博士论文的两个章节而写成的,并曾先后发表于《经济研究》上,也有比较好的学术反响,现在是相关领域引用率比较高的文献之一。

1996年我再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并获批,题目是“计划生育与收入分配”。这个选题的灵感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反差。由于高收入阶层和城镇地区人群本来生育意愿就比较低,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更多地减少了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地区人群的人口出生,按理,这应该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化。但现实中,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村和低收入群体有比较强的男孩偏好倾向,同时财政分灶吃饭使得罚款机制普遍存在,结果,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扩大了收入差距。项目的同名结项成果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3期上,虽然《新华文摘》对其做了观点摘编,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即使在今天,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收入分配之影响的文献仍然非常少。最近,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我想,计划生育政策的适当放开,能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可能对缩小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由于学术兴趣的转向,对收入分配的关注和研究渐少。有些相关文章,比如《收入分配的失范与规范》、《论共享型增长》、《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等,多因约稿而写。但与20年前相比,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始终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并始终强调,要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要在提高收入分配质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是篇书评,而且是收入这个集子的唯一一篇书评。收入分配是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为首的团队对此进行了近30年的不间断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基于最近一次调查数据而撰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II》是该团队的第三本著作,分量重,影响大,对它进行评价似乎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早在我读博士期间,他们团队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刚刚出版,赵老师就嘱我写一篇书评,我也写出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出来。这次书评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也算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赵老师当年的嘱咐,了却了我一个心愿。

二、教育经济

于光远先生曾给其研究生写过50封信,其中的2篇是关于博士论文及其选题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他说博士论文选题要有子孙后代,即不能写完就到此为止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教育与收人分配》,从教育的角度探讨收人分配问题,正是从那时起,我与教育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持续至今,而且还会继续探究下去。

教育经济学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特别是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我从2001年开始招收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方向也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至今未变,因为根据马丁·卡诺伊的论述,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但本文集收入的十篇相关文章,范围要稍微宽些,还涉及到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改革等问题。限于篇幅,我只想对其中的四篇做一介绍。

《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于我而言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因为在我的200多篇文章中,它很孤独,与其他文章基本没有关联。我们将普拉哈拉得和哈默的核心竞争力理论移植于大学之中,是想告诉国人,在市场化、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大学培植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道理很简单,但文章发表后,引起的社会反响却远超出预期。就我所知,当时有些大学的暑期中层干部研讨会,都将其作为参考资料。后来,它获得了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并被评为《教育研究》创刊30年优秀论文奖。

如果说上篇文章算是研究领域里无心插柳柳成荫现象的代表,那么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经济学解释》则是研究领域里有意栽花花不发的例子。它用韦尔奇、舒尔茨等人提出来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理论,分析了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应试教育之所以需要转向素质教育,是因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使配置能力比生产能力更加重要。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之所以困难重重,则是因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不彻底。在众多相关文献中,我自认为这篇文章是比较有思想性的,但发表后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特别是教育学界的认同,其引用率一直不高。不过,我至今仍然相信其学术价值,故愿意特别推荐。

《专用性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大家知道,东北地区自然资源优越,人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较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遇到了障碍,下岗问题比较严重。最近几年,东北地区更是成为“经济塌陷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如何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是一项事关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我们认为,由于东北地区大部分城市的形成过程都是依托于某些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工业项目,同时,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结果,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具有比较强的行业专用性和体制专用性。专用性既会带来比较高的收益,但它的高粘性也会影响它的可变性。当依托于发展的资源开始减少甚至枯竭,以及计划经济不断转向市场经济时,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体制专用性人力资本就会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障碍,并影响劳动力的再配置。由此可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强其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人力资本的调整和升级要先行。

《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与防范》发表于2009年,但相关的思想却萌生于1998年。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过度教育的概念,并写了篇短文《中国面临过度教育》,发表在《中国国情国力》上。期间我自己再没独立写关于过度教育的文章,但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三位分别以过度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其中的两位是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论文已是国内这一领域比较早的文献。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客观存在,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我从劳动力市场过程的角度,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依附性风险、选择性风险、失业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态度和动力,近几年有些地方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这与我国较高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政府有责任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风险,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投资高等教育的个人和家庭也应有风险意识,采取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

三、劳动力市场

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要想回答为什么我国会存在“脑体倒挂”现象,离不开我国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从此,劳动力市场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而且用心用力最多。2003年我还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并任主任至今。本文集选择了7篇相关文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包括职位竞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这其中的一个背景是,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们上学读书将会提升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就业和工资收入状况。但后来有学者发现,有些人群的命运似乎并没有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有根本改变,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因为整体教育的发展而改善。于是,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充分竞争和流动的,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当然,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本身也是分割的,而且一直没有成为主流。

由于我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非常明显,而且有自己的特点。《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就是试图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点及其效应。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行政性,是一种制度性分割,特别是通过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而被分割成城镇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两大块。不同市场的福利待遇和运行机制不同,而且,劳动力在两个市场之间基本不能自由流动。虽然这种城乡分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被不断突破,但分割仍然存在,甚至在城镇内部还部分地复制了以前的城乡分割,形成多重分割局面。可以说,制度性分割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制度性分割理论自然也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重要补充。

2000年,受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我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最后形成了研究报告《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一文。在该文中,我将欧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划分为功能性分割、制度性分割和区域性分割三种。生产和市场性因素所导致的功能性分割是企业为适应日益变动的市场竞争而有意或无意划分的结果。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制度性分割是各国制度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差异的结果,因为制度的差异既培养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流动偏好,也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劳动力市场内在地具有分割的倾向。区域性因素所导致的区域性分割是与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相联系的,区域半径的扩大增加了工作搜寻成本,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的工作搜寻动力。论文写作至今已15年了,我没有继续研究欧盟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但从有关文献可知,欧盟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市场融合仍有诸多问题。可见欧盟一体化之路漫漫。

二是劳动力市场发展。从2011年开始,北师大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每年编写出版一本《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主题则根据我们的研判而有所变化。每年的报告发布会暨主题研讨会都会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该报告还被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每年给予资助。本部分收入了其中两个报告的主题论文。《高等教育扩展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主要探讨了1999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对劳动力市场变革的影响,并将其概括成十个方面。我们所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虽然人们对扩招不时有各种微词,但其价值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更加突显。《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特征与政策选择》一文的出发点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时间的经济价值也将提高,时间配置随之发生变化。但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总体来说比较长,加班现象普遍。这也许是中国奇迹的秘密所在,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们提倡适度劳动,以实现体面就业。今年6月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局的产业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尹英模先生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做一个关于休息时间的研究,以为国际劳工组织有关报告提供背景材料。这算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国际反响。现在我国关于休假的讨论很热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四、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生产率源泉和社会融合的重要渠道,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力资源大国,就业尤其重要。对就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占据着我相当多的精力,2007年我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同名结项成果还入选了2012年度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从学术影响力来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就业。我可能是比较早比较系统关注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学者之一,并与我所在的团队一起,写了比较多的文章。本集子挑选了四篇文章,不过,其中的主要思想都差不多,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有些人说的是大学生多了,也不是有些人说的是大学生质量存在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这使得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去次要市场工作,过度集中在主要市场,即“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这种制度性分割不改变,所谓的大学生就业难也难于在短期内改变。集中体现这一基本观点的论文《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是我在瑞典哥德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并从国外直接寄给《经济研究》编辑部的詹小洪老师。他当时正在筹划《经济学家茶座》,看到我的文章后说,能否压缩成5000左右,放在《茶座》创刊号上。这样,我无意中成为了《经济学家茶座》这份国内有很大影响力的创始作者之一,而且是发文数量比较多的作者之一。这在当初是没想到的。但毕竟《经济学家茶座》不是学术性刊物,于是我将原文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现在,该文也是我所有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再后来,与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田永坡合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并最终以《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为题,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经济研究》及其编辑,对稿件的审核之严格。

二是残疾人就业。我国现有8500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6.4%。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需要我们给予高度关注。我介入对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研究,也是非常偶然。20064月,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2007年初,抽样调查办公室对外公布了相关课题的申报指南,我们中标了其中的“转型经济中的残疾人就业与发展研究”。从此,我们课题组与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今已出版过两本专著,多篇学术论文,最近北师大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还将与中残联有关部门合作,在北师大成立专门研究残疾人就业的机构。邓朴方先生说,残疾人事业是人道主义事业。确实,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残疾人多有接触,他们的艰辛与奋斗,常常给我们灵魂以洗礼。收入本书的《我国残疾人就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是2007年课题报告的一部分,它表明,残疾人就业率整体偏低,而且就业质量不高。为此,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因为没有他们的小康,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能说实现。

三是就业质量。胡安·索马维亚1999年当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后,提出了“体面就业”的概念和理念,从此,就业质量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我国对就业质量一直很重视,但将就业质量诉诸于国家层面的官方本件,则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的,我们团队可以说对此发挥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因为2008年国家发改委为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列出了若干重要领域的问题,面向全国招标,我们团队中标的是“实施扩大就业战略研究”。经过研究,我们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最为强调的是两点,即将就业列为优先战略和更加重视就业质量。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这两点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均有体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告关于就业的部分,标题就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2011年,我们出版了第一本《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主题是“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入选本书的《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是该报告的一部分,它设计了测量就业质量的六维度指标体系,并依此测算了各省市区的就业质量。与此文相联,另一篇入选文章《我国就业质量状况研究》,采用欧洲基金会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的就业质量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正是有对就业质量的关注、思考和研究,2012年我们成功申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因为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从就业质量高低上体现出来的。

其他两篇文章《中国就业政策评价:1998-2008》和《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及其对策》,虽不好归入上述三个方面,但都是有故事的,也有一定影响力,这可从它们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可见一斑。后者还被China Economists全文转摘,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五、创新创业

忘记了什么原因,我对创新创业的主角——企业家阶层的关注起步很早,在刚开始学术旅途之初,就写过多篇论述企业家的文章。比如,那时国家提倡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但对于谁应该富裕起来,理论界争论很多,我就认为企业家应该是先富者。现在企业家确实也成为了最富裕的阶层之一。在《论建立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及突破口》一文中,我认为企业家市场是建立劳动力市场的突破口;《论企业家阶层的生成》则讨论了如何使企业家阶层尽快壮大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但这些文章和观点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形成浪花,甚至连涟漪都算不上,充其量是我个人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维度而已。

进入本世纪以来,对创新创业的关注,则已正式成为了我研究的兴趣所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创新创业对于国家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本届政府则更是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到了战略高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曾多次担任“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评审委员,接触过很多具体的创新创业项目,有些实感。作为院长和教师,越发觉得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是当今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还专门在师大开设了一门新生研讨课“如何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并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如何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的写作任务。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业与就业的关系。《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分析及发展战略选择》量化了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特别是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历了三次创业浪潮,目前正面临着第四次创业浪潮。为此,要完善创业教育体系,提高国民的创业能力。201211月,作为“苏格兰对话中国”活动的一部分,我应邀在阿伯丁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的创业实践与创业教育”的专题演讲,当时的苏格兰第一大臣亚历克斯·萨尔蒙德亲自与会并致辞。由于我没有文字版讲稿,第二年3月份,萨尔蒙德先生的私人秘书还专门来信索要我当时所用的PPT,说第一大臣想要在美国的一场演说中参考下我所讲的内容。这增强了我们研究创业问题的信心。

二是劳动力市场与创新。创新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的创新人才不足,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低。为此,有很多讨论,文献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中比较流行的一个看法是,我国的教育有很大问题,教育没有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国创新不足,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者,当然责无旁贷,但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作用也不容小视。《教育、劳动力市场与创新型人才的涌现》和《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前者偏重于对创新型人才短缺的讨论,后者偏重于对创新贡献度低的分析。《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型国家》一文则提供了OECD国家的图景,它表明,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关系密切,因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持续的研发投入,从而促进创新。

三是教育质量差异与区域创新。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区的创新差异明显。《高等教育质量差异与区域创新》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提出了教育的创新合作边界的概念,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在经济特征等其他条件类似的前提下,地区内部大学教育质量差异过大或过小都会对区域创新产生负向影响,而适中的差异则有助于创新。具体来看,安徽、浙江等省市呈现“总体教育水平不低,但大学质量差异过大”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水平,需加强对这些地区非重点高校的投入,而青海等省份的高等教育呈现普遍落后,差异不大的局面,则有待大力提升教育投入。

以上通过五个关键词,对收入本书的文章进行了大体梳理。其实,五个关键词都有点多,如果要减少为两个,则我倾向于保留“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这也就是本文集的书名。如果两个关键词仍然有点多,只能保留一个,则我会选择“劳动力市场”,因为其他几个关键词所代表的问题,我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的,而对它们的思考和研究,又丰富了我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解。

学术关键词的形成有偶然的因素,也是因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此,我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予的机会,能够经历和见证最近几十年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感谢各位师长,特别是朱元珍教授和赵人伟教授,他们为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家国情怀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感谢李长安、孟大虎、武向荣、吉利、田永坡、廖娟、苏丽锋、陈建伟、吴春芳、石丹淅、王琦、纪雯雯、李亚琪、刘伟、潘旭华等合作者,他们思想活跃,才思敏捷,对我的学术方向凝练和学术关键词扩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孟大虎、李长安是北师大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还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感谢我的博士生李飚,他为收集有关论文并进行编排,付出了大量劳动。感谢刊载我文章的杂志和编辑老师,他们在幕后,但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作者的文字很难为社会所了解,更何况他们还有妙笔生花、画龙点睛之贡献。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他们的远见和努力,使本书得以这么快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时间基本配置给了工作,而原本是要把很大一部分时间配置给家人的。感谢他们的理解和宽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的很多研究凝结着他们的心血,但愿本书的出版也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赖德胜文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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