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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胜教授参加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2018-10-31 来源:未知

2018年9月16日,以“中国:改革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为主题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下午的分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进行了主题演讲,他表示,中等收入阶层基础发生变化是中产阶级焦虑问题的重要原因。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就业质量、促进社会流动性,可以缓解中产阶级焦虑。

以下是演讲实录:

今天我们讲中产阶级焦虑,这是个进步,因为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甚至08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花这么长时间讨论中产阶级焦虑,说明我们进步了。

当然焦虑也是中产阶层成长中的烦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琳娜》当中说到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有的人为了子女、为了工作、为了住房等等问题焦虑,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等收入阶层基础发生变化,或者说基础夯实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中等收入阶层形成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从2012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跌入中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意味着人们可支配收入下降。高速增长阶段所置的房产需要还贷,高速经济时代形成消费习惯延续,但是中产基础并没有夯实,焦虑在所难免。刚过去的夏天有个新的词汇消费降级描述就是这种现象。

第二,中等消费能力形成得益于经济投资变化,现在中产阶级都是通过教育、通过读书获得人力资本,通过找到好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基于自己这种经历,现在中等收入阶层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好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现实是让子女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面临诸多压力,比如说学区房的讨论,焦虑油然而生。

第三,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就业机会的扩大和提升。中国中产阶层收入93%来自工资收入,因此就业很重要。过去中产阶层的形成扩大与就业规模的扩大是相关的。据统计,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亿,比1978年增长3.7亿。而且第三产业队伍占比达到45%,但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进入加速应用期,以及中美贸易战进入全面爆发期,三股力量不合时宜叠加在一起,显著增加了就业不确定性。比如很多国家数据表明,新的科技运用会导致就业的激化,高端就业和低端就业保持不变甚至扩大,中端就业大量流失,中产阶级大量来自中等中端就业岗位。因此新科技广泛应用会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是很可能的事情。因此就业的不确定性和中等收入的减少加速了中等阶级的焦虑。

焦虑本身不是病,但是焦虑如果传染加重很可能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所思所想,也会影响到高阶层的思维,得想办法缓解。我提三点建议,第一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对医疗健康的焦虑、对养老的焦虑等等,都是因为中产阶层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需求不断升级。但相应的供给跟不上,只要供需缺口不缩小,焦虑就在所难免。因此,缩小供给缺口当然可以通过降低消费合消费降级实现,但是从长远来看更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养老资源供给,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

第二提高就业质量。就业是最大民生,也是中产阶层重要收入源泉,面对高科技广泛应用,供给侧经济结构深入推进,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导致就业不确定性,中央7月底已经把稳就业列为下半年六稳定工作之首。必须要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扩大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就业质量。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做好培训,提高职工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帮助职工适应新环境、适应新岗位的培训,这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第三促进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有向上流动、水平流动和向下流动三个方向,如果说中产阶层都能向上流动是极好的。正如王烁刚开始所讲,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到高产阶层的机会似乎是越来越难、越来越少。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下沉到低产阶层的可能,因此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这是缓解中产阶层焦虑的需要考虑的事情。同时要继续扩大壮大中产阶层规模,我国现在中产阶层规模数字不确定,如果说中产阶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向下下沉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我们城市人口还需要增加,这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人群是农民或所谓的农民工。因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破除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障碍,我们中产规模扩大以后,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特别是让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市民化进程也是缓解中产焦虑的重要方面。(资料来源:百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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